说，是一种古代论说文体。唐代韩愈的《师说》写的是为师之道，是千古传诵的美文。虽然宋代张杲《医说》、明代俞弁《续医说》、清代吴师机《外治医说》（刊行时又名《理瀹骈文》）等医著得以传世，但都不是《师说》《马说》《爱莲说》那种意义上的篇章。

唐代孙思邈的《大医精诚》则说透了为医之道，将“医”字，用“大”“精”“诚”3个字来解读。这3个字实际上浓缩了众所周知的三句话：医者，易也；医者，意也；医者，艺也。

“医者，易也”。医易相通。日月为易，象阴阳也，医之大道，本于阴阳。故清代名医章虚谷说：“易为大道之源，医理、儒理俱在其中”。老子曰：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地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强字之曰道，强为之名曰大。”中医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母体。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黄煌论药人、方人，安徽中医学院顾植山教授论天象、气象、病象，皆是以整体观方法论与形象整体思维为基础的中国哲学方法，其中自有一种波澜壮阔的大气象。

“医者，意也”。这句话出自《后汉书·郭玉传》：“医之为言意也，腠理至微，随气用巧，针石之间，毫芒即乖，神存乎心手之际，可得解而不可碍言也”。大意是说，医生看病需要聚精会神，才能明察秋毫。日·吉益东洞《古书医言》则认为，“医者，意也”当源于《子华子》：“医者，理也；理者，意也”。“意”，就是要精益求精，格物致知，匠心独运，传承创新。“李鸿章硬要把中医的“意”说成“臆”：“以‘意’进逻病机，凭虚构象，非实而得其真也”，说中医不究病理，全凭主观想象，这是颠倒黑白，强行泼在中医头上的脏水。国医大师干祖望的解释十分精当，他认为医者意也是治病三步曲：一是回忆《灵枢·本神》中所谓的“心有所忆谓之意”，“把你过去读过的包括经典著作在内的医药文献好好地回忆一遍”；二是思维（意用），“把眼前的病和固有的技术综合起来思考斟酌”；三是决策（意断），“从攻从补，取温取凉来制订你的治疗方案”。

“医者，艺也”。中医是技术也是艺术（人文），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琴、棋、书、画、儒、释、道、兵息息相通。医学是“人”学，有两个支撑：一个是技术的医学，另一个是人文的医学。医乃仁术，医家人文思想、人格魅力、仁心大爱是医生成为最美、最高尚、最神圣的职业之一的原因。笔者认为，医者艺也盖出自宋代沈括《良方》序：“医诚艺也，方诚善也，用之中节也，而药或非良，其奈何哉！”沈括原意是治病五难中的别药之难。最早将医和艺相连的可能是西方“医学之父”希波克拉底，他说：“医学是一门艺术，这门艺术包括疾病、病人和医生三者。医生是艺术的仆人。医患要同心协力抗击病魔。”耐人寻味的是，希波克拉底所说的“医生是艺术的仆人”与《黄帝内经》所谓“病为本，工为标”完全一致，真是“英雄之所见略同”啊！

唐代大诗人陆游有两名极富哲理的诗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在躬行。”要想深入地认识事物，单凭书本知识是不够的，还必须亲自实践才行。宋代著名史学家郑樵也极力强调把实践知识和书本知识互相印证，即可检验书本知识是否正确，又可以使实践知识得到更深一步的科学说明，他的名著《昆虫草木略》就是这样写成的。他说，农民熟识田野生物，但不通晓书本的意思，读书人通晓书本之意，却又不晓田野之物，所以必须实地观察生物，再对照书本的记载。清人寥燕还把实际知识比喻为“无字书”，用经告诫学者，要想获得完备的知识，单靠读有字折书是不够的，还须到实践中去读“天地万物”的“无字书”。倘若只读书本，完全不接触实际，那只是死书而已，是毫无用处的；只有紧密联系实际，才能把书“读活”。

要把中医书籍读活，就必须紧密结合临床实践，学了就用，在应用中再学，效果更好。姜春华老医在回忆录中写了一节“读书和看病结合”，记叙他少壮时看病，凡日间看过的病，入夜就查阅前人治验。自己处方治疗无效的就借鉴前人治法的可取之处，参照印证。金寿山也很有体会，他认为要把书读活，必须接触临床，才能体会得真切。例如《金匮要略》讲‘瘀血’病人，“口燥，但欲嗽水，不欲咽。”他最初理解为“渴不欲饮”。后来在临床上看到许多肝硬化病人，往往诉说口中粘腻，才恍然悟出，《金匮》说口燥而不说口渴，是言其口中黏腻，并非“渴不欲饮”。

研读医书。不仅在于明理，而且在于指导看病，切忌脱离临床，纸上谈兵。还是金寿山说得好：“临床决不可少，脱离临床的理论是空头理论，即使讲得头头是道，耍的是’花枪‘中看不中用。”所以，自古以来，著名医家不仅博览群书，尤其重视临床实践。陈修园、程仲龄等许多名医都主张白天诊病，夜晚读书。意在学以致用，学用结合。“熟读王叔和，不如临证多。清代作家吴敬梓也深明此理。岳美中先生在回忆录中就谈过：“我行医之初，靠书本的一些知识辨病投方，疗效并不高。”因此古今医家在独立诊病之前，大多先要跟师“侍诊”，就是为看看书本怎样与临床实践相结合，并吸起老师们的经验。

上海名医丁甘仁根据辨证施治的原则，结合他几十年的临床经验，已形成一套千锤百炼的常规成方，卓有显效。其弟子经过跟师“侍诊”先吸起老师运用这些成心方的经验，然后再独立诊病，就比较心中有数，临床疗效也能较快提高了。邓铁涛教授，在年轻时曾先后跟随父亲及几位不同的派别，各有专长老师实习，收获甚多。例如，他亲见其父使用仲景治产搬弄是非腹痛的枳实芍药散，治愈一例城要注射吗啡方 能暂时止痛的产妇，才体会到这个既简单又不属止痛之剂的药散，确有惊人的效果。

当然，医疗经验主还得靠自己在医疗卫生工作是去积累，只有亲身实践才能 把书本知识和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东西。聪明人不仅“听到一次，思考十次”，而且“看到一次，实践十次。”实践的确次数次愈多。经验就越丰富。人也就越聪明。正如日本谚语所说：“智慧不是自然的恩赐，而是经验的硕果。”只有经过医疗实践的锻炼，医疗能力才能增强。强调就地拜师学习，早临床，多临床在临床中去求得真知，在看病中去提高诊治疾病的能力，无疑是一条正确的途径。许多名老中医就是这样走出来的。

临床治病，最重要的就是掌握临证规律，无非是两个方面：一个是辨证论治的一般规律，一个临证变通的特殊规律。掌握了前者，才能对常用见病证应付裕如；掌握了后者才不至于面对疑难病证束手无策。二者不可偏废，所以说：“临证贵在知常达变。”

对于初临床的中医来说，首先要特别强调“知其常”，打好扎实的基础。感冒就常见病之常见者，就应从它入手。

掌握常见病一般诊治规律，首先要熟悉地掌握其基本证型的诊治。例如，感冒和外感谢咳嗽以风寒、风热为基本证型；泄泻以湿热、伤食、脾虚三型为多见；胃痛以虚寒和肝胃气痛二型为多。要处理好这些常见病及基本证型，又要从浅近的方药着手。徐灵胎在《慎疾刍言》中说过：“学问之道，必由浅入深……所谓浅近者，伤风则防风荆芥；感寒则苏叶、葱头；伤暑则香薷、广藿；疟疾则柴胡汤加减；痢疾则黄芩汤加减；妇人则四物汤加减；小儿则异功散加减。”

临证治病同，牢牢掌握一些历代 名方是很重要的。因为这些名方经过千锤百炼，如能正确运用，疗效甚佳。如丹溪治病，凡遇气血亏虚者以四君子汤，血亏者以四物汤，痰饮者以二陈汤，湿食者以平胃散，都以四方为主，更参解郁治之，药品不繁，每多中病。然而，使用成方治病，必须切合实际病情，不可以方试药，拘方治病。贵在根据病情，灵活变通。程仲龄就很善用古方，正如其弟子吴体仁所说：“大体方药一衷诸古，而又能神而明之。”李聪在随师应诊时，发觉其老师很少用完整的“汤头”，询问其故。老师笑道：“所谓‘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’，将来。你‘治病三年乃知天无方可用了’了。成方与证相合，当可用之。但应知常达变，以方套病，误人深矣。”

要想做到知常达变，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，但只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，功到自然成。为了缩短这一进程，除了多读古今医案，多观察其他医生的处方得失之外，最重要的就是认真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和教训。李聪甫说得好：“在实践中一定会时有所感时有所得。这些成功或失败的感受都是稍纵即逝的必须以‘今日事今日毕’的态度记录下来。尤其是疑难病的处方，要将理法方药一一叙明，并具存根。这样日积月累，自然能受其益。”

学习是为了应用，在应用中又能进一步学习，所以读医书必须结合临床，临床又要进一步读书，“问渠哪得清如许，惟有源头活水来”。

中医文化核心价值观涉及面很广，涵盖了中医的自然观、生命观、养生观、健康观、疾病观、用药观、思维模式、道德追求和行为方式诸多方面，囊括了中医的价值取向、认知方式和审美情趣。对这些方面进行深刻剖析，能真正明晰中医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内涵。

中医的自然观

中医的自然观即尊重自然、敬爱自然。我国古代社会是农耕文化的典型。在农耕文化下生活的百姓，对自然有敬畏和依赖，中医也不例外。自然的变化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，所以尊重自然、敬爱自然，就应该合理利用如草药等自然资源。过度开发和掳掠自然资源，破坏生态平衡，人类最终会自食恶果。

中医的生命观

中医的生命观是尊生、贵生，崇尚生命。中医始终不渝地珍视、珍爱生命，认为大千世界之自然天机就在于其生生不息。只有生息无限，才使世界富有生机。中医认为世间万物，莫贵于人。诚如《内经》有载：“天覆地载，万物悉备，莫贵于人。”同时，还有“大德曰生”之训。“药王”孙思邈认为：“人命至重，有贵千金；一方济之，德逾于此。”由此可见，中医的生命观是十分明确的，尊生、贵生，崇尚生命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。

中医的养生观

中医的养生观是顺从自然，适应自然。《内经》载：“与天地相参也，与日月相应也。”顺从、适应自然变化，遵循、追随自然法则。适时养生，以适寒暑；因地制宜，以尽天年。根据生活环境、自然生态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行为习惯。在物质相对贫乏、科技不甚发达的古代，人们顺从并适应自然是一种生存智慧，是务实而科学的求生存、图发展之道。古代中医的养生理论及实践方法，在今天也并没过时，仍有旺盛的生命力。

中医的健康观

中医的健康观是以平为期，以和为贵。中医的健康观是较为全面而深刻的。首先是健壮的体魄、健全的生理，这是中医所称“平人”的重要基础。中医认为健康其实就是人体阴阳平衡的状态。人作为一个生命有机体，气血都处在良好的运行状态时，人体的生理功能能充分发挥。《内经》载：“阴平阳秘，精神乃治。”人体所蕴含的精气神是“吉祥三宝”，精气神协调和谐，人才健康。

其次是健康的心理、良好的心态。中医是形神统一、身心合一的医学典范。人有生物自然属性，也有社会属性。一个健康之人，必须具备良好的融入社会的能力，必须具有与人正常交往沟通的本领。面对生活的风雨，能保持正常的心理，遇事不走极端，能灵活处理。

中医的疾病观

中医的疾病观就是阴阳失和，即人体阴阳出现了偏盛偏衰。或是阴盛阳衰，或是阳盛阴衰，或是阴阳俱损，种种失和状态均为病理状态。此时就需要医生来帮助，针对具体病情来作出调整，通过有效的纠偏，使人体阴阳重新恢复平衡状态。由此可证，中医的疾病观，是紧密围绕阴阳失和这一关键点来定义的。

中医的用药观

中医的用药观即为用药调和。立足整体，辨证施治，就是其基本的临床治疗思路。其实，中医治病，就是运用食疗、体疗、物疗和药疗等手段，通过祛寒、清热，助阳抑阴、滋阴潜阳之法来达到人体阴阳平衡、气血调和，从而使机体恢复正常态。总之，一切努力的最终归宿仍是人体阴阳平衡。

中医的思维模式

中医的思维模式，具有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印记。中医在临床诊疗和构建理论体系框架的过程中，充分运用了象思维，即所谓的取象比类，司外揣内。这样的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辩证思维特征，它沟通了人体内外的有机联系，架设了跨越已知和未知鸿沟的津梁，使中医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原则得以具体落实。中医通过这样的思维模式和认知方式，既有利于临床实践的诊疗，又有利于理论认识的升华。这种思维模式所追寻的客观现实目标，仍是人体阴阳之间的恒动平衡，也就是人体的整体和谐状态。

中医的道德追求

中医的道德追求，集中体现在医者仁心。中医以治病救人为天职，非淳厚善良之人不可为。晋代医家杨泉在《物理论》中也说：“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”，就是讲为医者必备的道德节操。古代中医一直强调要有仁心、做仁人、行仁术。也就是要做到德术双馨。同时也应为人谦和，虚怀若谷。只有谦虚谨慎之人，才能不断进取，成为良医。所以，中医的道德追求理应是仁和，也就是：高尚做人，低调做事，埋头苦干。医者仁术，中医必须在具体的临床治疗中体现出仁者爱人，行善积德的道德追求。

中医的行医方式

中医的行医方式是“亲民”。中医运用医者自身的智能优势来诊察疾病，望闻问切的过程就是充分与患者互动的过程。与病患促膝交谈，医患双方是真诚平等的。同时，作为一名中医，必须具备高超的才志。名医秦伯未说过：“贫莫贫于无才，贱莫贱于无志，缺此不可为良医。”只有立志成才、精益求精，才能成为苍生大医。而认可生命价值的昂贵，是中医“立高尚志，成济世才”的动力源泉。

综上，中医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应当是崇尚生命、崇尚和谐、崇尚仁爱。

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与天下名士游”，是古人对治学之道的高度总结。读书与实践，是人们获取知识的两大法门。历代医家在繁忙的诊务之余，笔耕不辍，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医学名著。这些文献既是历代医家智慧的结晶，亦是历代中医药学术经验的积淀和理论的升华。书籍是知识的载体，源远流长的中医药学术、根基深厚的中医药理论体系，蕴藏于历代医药典籍之中。博览群书，精研覃思，从中汲取前人的宝贵经验和学术精华，是造就自身良好学术素质的必由之路。

举凡有成就的名医，尽管他们的成长道路各有千秋，或家传，或师承，或自学，但都诵读医学名著，通过精心研读，殚心竭虑，反复揣摩，“心悟乎古人之言，畅达古人言中之意；心契乎古人之心，曲绘古人意中之言”，基于自身对原著内容不同层面和角度的悟解和体验，“十阅春秋，然后有得”，“取其精微，间附己意，以及考验”，著就了一部又一部的传世之作，将中医理论体系在《内经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的基础上逐渐完善和发展起来。可以说，自《内经》以来，中医理论的发展几乎都是以通过对经典名著的注释、阐发、挖掘、引申、分化、组合的形式而取得的。即便是金元四大家的争鸣、明清温热学派的兴起等中医学术史上的发展高潮，也无一不是以对经典的推衍、引申的方式来阐发自己的独到见解的，都没有脱离自《内经》时代即已形成的中医自身精神和特质。

经典名著不仅是理论家的治学根底，更是临床家的源头活水。徐灵胎在《慎斋刍言》中说道：“一切道术，必有本源。未有目不睹汉唐以前之书，徒记时尚之药数种，而可为医者。”并开列出了“学医必读之书”的名单：《灵枢经》、《素问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、《神农本草经》、《外台秘要》、《千金方》。历代名医都把读熟、背熟经典名著作为治医、行医的一项基本功。《医宗金鉴·凡例》云：“医者，书不熟则理不明，理不明则识不精。临证游移，漫无定见，药证不合，难以奏效。”已故名老中医岳美中先生亦曾颇有体会地说道：“对《金匮要略》、《伤寒论》，如果能做到不加思索，张口即来，到临床应用时，就成了有源头的活水。不但能触机即发，左右逢源，还会熟能生巧，别有会心。否则，读时明白了，一遇到障碍又记不起，临证时就难于得心应手。”历史已经证明，认真继承中医经典名著与临床诊疗经验，是每位医家成功的门径。不读书，就谈不上扎实的继承；无继承，学术的发展就将成为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，更无从奢谈创新和进步。

自唐代以来，“学医必须读书”，就成为医家之共识。如孙思邈说：“凡欲为大医，必须谙《素问》、《甲乙》、《黄帝针经》、《明堂流注》、十二经脉、三部九候、五脏六腑、表里孔穴、本草药对，张仲景、王叔和、阮河南、范东阳、张苗、靳邵等诸部经方；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、周易六壬，并须精熟。如此，乃得为大医。”宋代史崧叙《灵枢经》曰：“夫为医者，在读医书耳，读而不能为医者有矣，未有不读而能为医者也。不读医书，又非世业，杀人尤毒于梃刃，是故古人有言曰：为人子而不读医书，尤为不孝也。”李駉亦云：“年来妄一男子，耳不听难素之语，口不论难素之文，滥称医人，妄用药饵。误之于尺寸之脉，何啻乎尺寸之兵，差之于轻重之际，有甚于轻重之刑。”叶天士临终遗言曰：“医可为而不可为，必天资敏悟，读万卷书，而后可以济世。不然，鲜有不杀人者，是以药饵为刀刃也。”《医医病书·不读古书论》：“今人不读古书，安于小就，得少便足，囿于见闻，爱简便，畏繁重，喜浅近，惧深奥，大病也。《神农本草经》、《灵枢》、《素问》、《难经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、《易经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，断不可不读者也。近人所读者，陶氏《六书》，《寿世保元》，李士材‘三书’，汪讱庵《本草备要》、《医方集解》，吴又可《温疫论》，《景岳全书》等类。甚至仅读《药性赋》、《汤头歌》，便欲行医。”《王孟英医案》云：“苟非读书多而融会贯通于心，奚能辨证清，而神明化裁出其手，天机活泼，生面别开，不愧名数一家，道行千里矣。”“识见之超，总由读书而得。”赵晴初《存存斋医话稿》指出：“读书而不临证，不可以为医；临证而不读书，亦不可以为医。”许勤勋《勉斋医话》进一步论述了读书与临证的关系，说：“评论国医之优劣者，向分两途：一谓学识渊博者优，一谓经验丰富者优。前者以为览书愈多，则识见愈广，见识既广，则认证明确，对症发药，病无不可治矣，故优。后者以为诊病愈众则经验愈多，经验既多则辨证不误，药必中鹄，病亦无不可治矣，故优。予独以为学识、经验相辅而行，不可偏废者也。有学识而无经验，则为纸上谈兵，无补实际，虽优亦劣；有经验而无学识，则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，刻舟求剑，必难化裁，虽优亦劣。故予谓学验并富，始得为国医之秀者也。”不仅古代医家如此，现代名医亦然。如岳美中先生“日理临床夜读书”，任应秋先生“十三经都已背诵如流”……总之，凡有造诣的古今医家，莫不以读书为第一要紧之事。只有多读书，多读中医古书，才能加深对中医的认识，领会其内涵，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才能有所提高。

但是，当今的临床医生，潜心读书的人不多，尤其是潜心读中医古书者更少。或因诊务工作繁忙而无暇读书，或因古文水平所限而无力读书，或因轻视古籍价值而无心读古书……因读书太少，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则难以登堂窥奥，临证则辨证不精、用方不活，仅能知常而难达变，要想提高学术水平和临床疗效是很难的。而要想成为高层次中医人才，就必须钻研中医经典理论，精读《内经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等经典名著，结合自身的专业，泛读相关的古代医籍，博极医源，精勤不倦，培育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，才有可能。

在祖国医学的历史长河中，曾涌现出无数杰出的名医。他们或在理论上有所建树， 或在临床上疗效卓著，或以经典巨著嘉惠后世，或以高尚医德为人民所称颂。其中有两位举世闻名的医学伟人，这就是东汉的张仲景和明朝的李时珍。

张仲景，名机，南阳郡（今河南南阳）人，约生于汉桓帝和平元年（公元150年），卒于汉献帝建安24年（公元219年）。他从小好学深思，博览群籍。当他从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中读到扁鹊治虢太子尸厥证的故事时，深深地为扁鹊“起死回生”的神奇医术所倾倒，激起了他对医学的浓厚兴趣。

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，那时候天下大乱，战火纷飞，人民生活颠沛流离，瘟疫大为流行。张仲景的家族原有200多人，堪称大族，然而从汉献帝建安纪年（公元196年）以来10年之中家族染疫而死的竟然达到2/3的惊人数目，其中患外感病死的，又占了7/10。于是，张仲景立志研究医学，以解救人民的疾苦。他一开始向同族的张伯祖学医，由于聪慧过人，勤奋好学，所以没过多久就青出于蓝，医技盖过了他的老师。在学医和行医过程中，他“勤求古训”、“博采众方”，并结合自己长期积累的临床经验，写成了《伤寒杂病论》一书。这部书包括伤寒和杂病两部分，可惜由于战乱等原因，原书至晋代已多散失。

到了公元3世纪，晋代太医令王叔和将之重新搜辑整理，并将原书内容1/2，后又经北宋林亿等人校正，遂成为今天通行的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匮要略》这两部中医经典。《伤寒杂病论》是我国最早一部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。它对于伤寒病（古代所说的“伤寒”是一切外感热病、疫病的统称）的治疗，首创太阳、少阳、阳明、太阴、少阴、厥阴等六经辨证论治的原则和方法；在杂病方面，倡导以阴阳、表里、寒热、虚实“八纲”来进行综合分析和归纳，并例示了汗、吐、下、和、 温、清、补、消、祛痰、化瘀等多种治疗法则和有效方药，从而奠定了中医辨证施治的基础。

书中所列300多方，大都配伍精当，主治明确，有不少已经现代科学证实，后世医家按法施用，每能取得很好疗效，因而被誉为“众方之宗，群方之祖”，统称为“经方”。为此，张仲景也被后世尊为医圣。

后世，张仲景的声誉远远超越了国界，特别是在日本、朝鲜和东南亚一些国家，影响很大。今天日本的汉方处方和成药制剂中，大部分仍是正宗的张仲景经方。张仲景除著有《伤寒杂病论》外，还写了很多医书，可惜都已失传。

张仲景之后，明代李时珍以划时代的巨著——《本草纲目》震动了医坛，从而被尊为集中国药学大成的又一“圣人”。李时珍字东璧，晚年号濒湖，明武宗正德十三年（公元1518年）出生于湖北蕲州，卒于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（公元1593年）。由于他生长在一户世代业医的人家，所以从小受到家庭的熏陶，即使后来他父亲——当地名医李言闻一再督责他精研四书五经，以期出人头地，光耀门庭，可是到了后来，时运不济，三次乡试都落了选的李时珍，还是继承家业，走上了当时被人看轻的研习医药科学的道路。

经过父亲的亲授和实践的锤炼，李时珍的医术日益长进，逐渐名闻遐迩。明嘉靖年间，封藩在武昌的楚王朱英礆听说他医术高超，就聘他为王府掌管“良医所”事务。不久， 又被楚王推荐到京城，在太医院里当了一名御医。太医院是歧黄名家荟萃之地，通过与各地名医的接触共事，大大丰富了李时珍的阅历。同时，浩瀚的皇家藏书，道地的御用药材，又使他开拓了视野，增长了见识。这些都为他日后编写《本草纲目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。

然而，太医院的工作，并非李时珍生平所愿，他感到终日为皇室服役，有悖于济世救人的志向。于是在任职一年后，便托病辞归故乡。在长期医疗实践中，李时珍发现以往本草书中有不少错讹，而且在某些用药经验方面也已不适应当时的需要，于是立下了重修本草的宏愿。他研读了大量的医药专书，并博览凡与药物有关的资料。李时珍并不满足从书本所得的知识，在多年寒窗苦读之后，就药物研究的问题，广泛地向农夫、渔民、猎户、樵夫，以及众多民间医生请教，并躬亲实践，深入实地作种种必要的考察。如为了掌握蕲蛇的第一手资料，他冒着生命危险，几次攀登龙峰山，直到实地看清了蕲蛇特征，并作了真实记录为止。

在研究考察药物过程中，他纠正了旧本草存在的许多谬误。他对待医药研究，始终以科学实践为依据而不迷信邪说。如“水银”这味药，《神农本草经》说能久服成仙，葛洪《抱朴子》也说是长生之药，而他则力辟其谬，认为水银是剧毒的药物，历代很多文人、达官因为相信术士的宣传而服之而死，认为本草书籍不应当妄加记载。由于李时珍具有这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，所以才使《本草纲目》能够成为对世界药物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一部巨著。

为了完成这部药物学巨著，李时珍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，其足迹几乎踏遍了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安徽、江苏、河南、河北、山东、福建、广东等地的山山水水，并参考了总越千家的古籍文献。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，前后三易其稿，可谓艰苦备尝。此后待到《本草纲目》最终编定完稿，他已从生气勃勃的青年，变成一个60开外，精力耗尽，头鬓斑白的老者了。《本草纲目》系统而又全面地总结了我国明代以前的药物学成就。全书近200万字，将所收1892种药物（其中374种是李时珍发现而新增的）划归16部、60类分述。书中附方达10000余首，插图1000多幅。每种药物之下，依次分为释名、集解、正误、修治、气味、主治、发明、附方等项，可谓条分屡析，内容赅备。

《本草纲目》的巨大成就，不仅表现在药物学方面，而且还旁及天文、地质、化学、植物学等方面，堪称我国古代百科全书。该书问世后，学者无不叹为观止，备加称赏。自16世纪在金陵刊行后，陆续翻刻的中文版本不下60版，而且还不包括以《本草纲目》为蓝本而加以节选、改编、阐释、补订的各种续编或简编本。不仅如此，《本草纲目》还先后有了日、朝、德、法、英、俄、拉丁等文字的译本，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国际影响。医圣李时珍的名字，不仅在我国医药史上闪耀着熠熠光辉，而且还不容置疑地载入了世界科学伟人的名录。

中医指中国传统医学，它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。是我国一项民族文化遗产。它是在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辨证法思想指导下，通过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为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。在研究方法上，具有朴素的系统论、控制论和信息论内容；孕育着很多现代医学和生物学的新理论、新学说的胚胎和萌芽，正是这些宝贵精髓，赋予了它强大的生命活力。

中国是医药文化发祥最早的国家之一，从文明的曙光在天幕上耀映亚细亚大地之时，遍及神州大地的簇簇史前文化篝火，由点到面联接起来，形成燎原之势，逐渐的融化在文明时代的光华之中。“中医”是个专用名词，它的“中”字显然是为了区别“西医”的“西”字。因此，大家理解的“中医”是指传统中国医学或中国大夫。不过认真求实地考证一下，这个“中医”之“中”，本来的意思根本就不是指中国呢！

西汉开始有“中医”的说法，若“中”不指中国，究竟何意呢？中国最早认识尤物的思想基础，来源于《易经》，将世界一切事物均纳入阴阳的轨道，对后世的哲学，社会、堪舆、天文、地理、医学……都具有重要和直接的影响。因此中国古代的医学理论认为，人体的阴阳保持中和才会取得平衡不会生病。若阴阳失衡，则疾病必来。中医大夫有“持中守一而医百病”的说法，意即身体若无阳燥，又不阴虚，一直保持中和之气，会百病全无。所以“尚中”和“中和”是中医之“中”的真正含意。

“中医”二字最早见于《汉书·艺文志·经方》，其云：“以热益热，以寒增寒，不见于外，是所独失也。”故谚云：“有病不治，常得中医。”在这里中字念去声，中。“中医”这个名词真正出现得到鸦片战争前后。东印度公司的西医为区别中西医给中国医学起名中医。这个时候的中医的名称是为和西医做一个对比。到了1936年，国民党政府制定了《中医条例》正式法定了中医两个字。过去人们又叫中国医学为“汉医” “传统医”“国医”这些都是区别于西医而先后出现的。两千多年前，《汉书》里的那个中医概念，倒是体现了中国医学中的一个最高境界。

中医发源于中国黄河流域，很早就建立了学术体系。中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，历代都有不同的创造，涌现了许多名医，出现了许多重要学派和名著。

中国历史上有"神农尝百草……一日而遇七十毒"的传说，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在与自然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发现药物、积累经验的艰苦过程，也是中药起源于生产劳动的真实写照。

早在夏商周时期（约公元前22世纪末--前256年），中国就已出现药酒及汤液。西周（约公元前11世纪--前771年）的《诗经》是中国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有药物的书籍。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典籍《内经》提出了"寒者热之，热者寒之"，"五味所入"，"五脏苦欲补泻"等学说，为中药基本理论奠定了基础。

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《神农本草经》是秦汉时期（公元前221--公元220年）众多医学家搜集、总结了先秦以来丰富药学资料而成书的。本书载药365种，至今尚为临床所习用。它的问世，标志着中药学的初步确立。

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，中国已经有关于医疗卫生以及十多种疾病的记载。周代已经使用望、闻、问、切等诊病方法和药物、针灸、手术等治疗方法。秦汉时期，形成了《黄帝内经》这样具有系统理论的著作。此书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中医理论性经典著作。张仲景所著的《伤寒杂病论》，专门论述了多种杂病的辨证诊断、治疗原则，为后世的临床医学奠定了发展的基础。汉代外科学已具有较高水平。据《三国志》记载，名医华佗已开始使用全身麻醉剂"麻沸散"进行各种外科手术。

从魏晋南北朝（公元220--589年）到隋唐五代（公元581--960年），脉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。晋代名医王叔和所著的《脉经》归纳了24种脉象。该书不仅对中国医学有很大影响，而且还传到了国外。这一时期医学各科的专科化已趋成熟。针灸专著有《针灸甲乙经》；《抱朴子》和《肘后方》是炼丹的代表著作；制药方面有《雷公炮炙论》；外科有《刘涓子鬼遗方》；《诸病源候论》是病因专著，《颅囟经》是儿科专著；《新修本草》是世界上第一部药典；眼科专著有《银海精微》等等。另外，唐代还有孙思邈的《千金要方》和王焘的《外台秘要》等大型方书。

唐代（公元618--907年）经济繁荣，促进了中药学的发展。唐政府率先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药典性本草--《唐本草》的编修工作。全书载药850种，还增加了药物图谱，进一步完善了中药学的规模格局。

在宋代（公元960---1279年）医学教育中，针灸教学有了重大改革。王惟一著有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》，后来，他又设计制造等身大针灸铜人两具，教学时供学生实习操作。这一创举，对后世针灸的发展影响很大。明代（公元1368--1644年）时，有一批医学家提出把伤寒、温病和温疫等病区分开。到了清代，温病学说达到成熟阶段，出现了《温热论》等专著。从明代开始，西方医学传入中国，一批医学家们主张"中西医汇通"，成为当代中西医结合的先声。

到了明代（公元1368---1644年），医药学家李时珍历时27年，完成了中药学巨著《本草纲目》，全书载药1892种，成为中国本草史上最伟大的集成之作。

中医的最高境界是什么？就是致中和。寒者热之，热者寒之。致中和。寒就要让热，热就要寒，结就要散，逸就要劳，劳就要逸。微者逆之，小的你就可以逆它。甚者从之，你不能逆它，你逆它你就崩溃了就没有了。上之下之，摩之浴之，薄之劫之，适事为故，恰到好处就好了。以平为期，以和为重，这就是它的一种最高境界。《中庸》一书中至关重要的哲学命题是“致中和”这一思想。《中庸》曰：“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”说的是中和是世界万物存在的理想状态。通过各种方法达到这一理想状态就是致中和。天地就各得其所，万物便生长发育。可以说中医学所阐明的“阴阳和合”“阴平阳秘”生理机制正是儒家致中和思想的最佳体现。在这个终级目标下，中医是用精气学说、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，这三大来自中国古典哲学的理论，来具体解释生命的秘密。

第一个代称是歧黄。这个名字来源于《黄帝内经》。因其是黄帝与歧伯讨论医学的专著，便称《黄帝内经》为歧黄之术。自然，歧黄也就成了中医的别名。

第二个代称叫青囊。现在知此名字并使用者甚少。它的来源与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有关。据说，华佗被杀前，为报一狱吏酒肉侍奉之恩，曾将所用医书装满一青囊送与他。华佗死后，狱吏亦行医，使华佗的部分医术流传下来，据此，后人称中医为青囊。

第三个代称唤杏林。这个名字的起始，也与三国有关。有资料介绍，三国时吴国有位名医叫董奉，他一度在江西庐山隐居。附近百姓闻名求医，但董奉从不收取钱财，只求轻症被治愈者种一棵杏树，大病重病被治愈者种五棵杏树。数年后，董奉门前杏树成林，一望无际。从此，人们便唤中医为杏林。

第四个代称称悬壶。传说河南汝南的费长房在街上看到一卖药老者的竿杆上挂一葫芦，奇怪的是，天黑散街后，老者就跳入那葫芦中。为弄清底细，费长房以酒款待，老者后来约他同入葫芦中，只见玉堂俨丽，甘肴旨酒。费长房即拜老者为师，学修仙之道。数载后，他术精业成，辞师出山，又得壶翁传赠的治病鞭鬼之竹杖，从此悬壶行医。从那时起，医生腰间挂的和诊所前悬的葫芦，便成了中医的标志。

中国的儒学是以“人”为核心的道德文化，是以“人本”为经纬的政治伦理学说。儒学推崇的“仁”与中医“大医精诚”的根本追求同出一辙。儒家文化是儒医文化的母体。儒家文化不仅强调忧患意识，还主张积极入世。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是历代文人的座右铭。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是儒家的人生理想，也培养出为医者深厚而浓重的对人命运的挂念与关注，一种救死扶伤的使命感与责任意识。这种价值取向造就了一代代“大医精诚”的儒医。

“儒医”是对古代中医的最高评价。他们不仅以丰富的学术著作立起了医学理论的一座又一座丰碑，而且以丰富的儒学修养构建了渊博的中医药文化传统。可以说没有儒医的参与，就没有中医药文化。

医与儒同根同源

医、儒俱崇“天”。甲骨卜辞中有“天”的概念，其后在《尚书》《诗经》《左传》《国语》及诸子著作中更是频繁出现“天”的概念。在儒家看来，“天”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，“天人合一”乃是自然规律的外现。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，“求其放心”，以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“从心所欲而不逾矩”。热爱生命，热爱自然，能够领会所有生命的语言，时时处处感受到生命的存在，与大自然的旋律交融相和、和谐共存，这就是“天人合一”。季羡林先生说：“天人合一论，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。”《易经》谓：“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，与地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”“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”。儒学的这些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医基本理论，以致历代名医都认为“万物悉备，莫贵于人”。

医、儒俱倡“仁”。“仁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结晶，也是医德的核心。《论语》说：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而亲仁。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”儒家称医学为“仁术”。仁是德的表现，是对人的体贴、关心、怜悯和帮助，历代名医都把“仁”作为行医的前提和出发点。唐代孙思邈首先提出了“仁爱救人”的医德基本原则：“凡大医治病，当安神定志，无欲无求，先发大慈恻隐之心，誓愿普救含灵之苦。”清代吴鞠通在《医医病书》中说：“天下万事，莫不成于才，莫不统于德，无才固不足以成德，无德以统才，则才为跋扈之才，实则以败，断无以成。”

医、儒俱重“德”。关于“德”，《论语·为政》说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德的观念对中医学影响非常深。“为天地立心”，使生之为人，秉具博爱济众，廓然大公。近儒马一浮先生总结历代名医的恻隐之心为：“学者之事，莫要于识仁求仁，好仁恶不仁，能如此，乃是为天地立心。”“天地有正气，杂然赋流形。下则为河岳，上则为日星。”无数中医人的大医精诚、医德医风、救死扶伤、医者仁心等都是对仁与德的崇尚。仁、德自古以来就是中医的重要价值取向，修德与仁的思想使中医学至今绽放着耀人的光芒。

《中庸》谓：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；可离，非道也。”“是故，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。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独也。”“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；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”中医的最高境界就是致中和。中和，以平为期，以和为重。“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”（《中庸》）。中医学所阐明的“阴阳和合”“阴平阳秘”的基本思想正是儒家致中和思想的最佳体现。

儒医群芳谱是中医发展主干

徐春甫在《古今医统·儒医》中说：“儒识礼义，医知损益。礼义之不修，昧孔孟之教，损害不分，害生民之命。儒与医岂可轻哉？”《宋会要辑稿》谓：“伏观朝廷兴建医学，教养士类，使习儒术、通黄素、明诊疗而施于疾病，谓之儒医。”

中医历来奉仲景为医圣。张仲景官拜长沙太守，是州郡最高行政长官。宋朝校正《伤寒论·序》时引用唐代甘伯宗《名医录》话说：“张仲景，《汉书》无传，见《名医录》云：南阳人，名机，仲景乃其字也。举孝廉，官至长沙太守。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。时人言，识用精微，过其师。所著论，其言精而奥，其法简而详，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。”由是可知张仲景集儒者、官者、医者为一身。张仲景是儒医的鼻祖，其著作《伤寒杂病论》是中医临床的经典。张从正说：“医家奥旨，非儒不能明。” 从文法上看，仲景是真正亦儒亦医的大家，他在《伤寒论》中运用了大量形象、精练、准确的词汇和修辞手段，形象描写了证候和症状的特点。其娴熟地运用叠音词、排比句，功底甚深，医理精湛而又情境宛然。

许多人说“儒医”起于宋代，其实在宋朝之前儒者通医之人甚多。汉代《史记》中记载了许多早期的儒家医学思想。《史记》中记载的《扁鹊仓公列传》为中医儒家在正史中争得一席，也为后世文史著作撰写医学家传记做出示范。

魏晋三国时期许多文学家、儒者也都是医儒兼通之人。嵇康是中国文学史上“竹林七贤”的精神领袖，他力倡玄学新风，主张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“审贵贱而通物情”，工诗善文，其作风格清俊。嵇康著有《养生论》，是中国中医养生史上第一篇全面、系统的养生专论。

唐代大医孙思邈博涉经史百家学术，熟通佛典。孙氏著有《千金要方》《千金翼方》等书，同时题名为孙思邈的著作有近70种，据考证其中近三十种左右肯定为孙氏所著。明代王肯堂和清代张璐都认为继张仲景之后，唯有孙思邈的《千金方》可与仲景诸书颉顽上下。

唐代著名儒医王冰平素钻研医学，历时12年注释9卷本《黄帝内经素问》。王冰所著还有《玄珠密语》《元和纪用经》等。其对医学理论具有独到见解，许多理论为历代医家所遵奉。唐代还有许多著名的文学家都精通医理，如王勃、李白、杜甫、刘禹锡、白居易、柳宗元等。王勃说：“为人子不知医，不足以为孝。”王勃撰有《医语纂要》，开中医医话之先河，并作《黄帝八十一难经序》。中兴名臣狄仁杰“善医，尤擅针术”。唐河中晋、绛、慈、隰节度使李听“好方书，择其验者，题于帷帟，墙屋皆满”。诗圣杜甫不仅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，同时也是一位辛勤躬耕在田野上的药农，他的诗多次写决明、栀子、女萝、丁香等中药。

唐代著名诗人、文学家刘禹锡自幼体弱多病，深感医药学对健体强身、济世救人的重要性。于是他从当地名医的家中借来《素问》《药对》《小品方》等医药学的典籍伏案攻读。经过30多年的研读和临证，刘禹锡不仅“其术足以自卫”，而且族人门生有疾，经他处方用药后均获良效。在大诗人白居易的诗篇中有不少是论及到病因、病机及脉诊的，其《病气》诗云：“自知气发每因情，情在何由气得平？若问病根深与浅，此身应与病齐生。”这与《内经》所说的气为百病之母，因气致病的理论是一致的。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，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文耀古今。除了诗歌外，王勃还是一位名医，他潜心攻读医学，撰写过《医语撰要》。

宋代杰出的医家甚多，其中尤以朱肱、钱乙、宋慈、王惟一、许叔微为最。

朱肱（1050~1125年）的主要著作是《活人书》，原名《伤寒百问》，又名《南阳活人书》《类证活人书》《无求子活人书》等。朱肱学宗仲景，参合各家，对仲景学术有颇多发挥，是《伤寒论》研究早期较有影响的医家之一。其憾于“仲景证多而药少”，采取后代诸方补而备之，对《伤寒论》的整理和阐释有重要的贡献。

钱乙（1032~1117年），字仲阳，北宋医学家，翰林医学士，曾任太医院丞。其所著《小儿药证直诀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著，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对小儿的辨证施治法，使儿科自此发展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。后人视之为儿科的经典著作，把钱乙尊称为“儿科之圣”“幼科之鼻祖”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称“钱乙幼科冠绝一代”，言不为过。

宋慈（1186~1249年），南宋杰出的法医学家，被称为“法医学之父”，著有《洗冤集录》，于公元1235年开创了“法医鉴定学”。王惟一（987~1067年），北宋医家。天圣四年（1026年），王惟一奉诏竭心，考订针灸著作。于天圣五年(1927)以精铜铸成人体模型两具并撰针灸著作遂名为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》，与针灸铜人相辅行世。许叔微（1079~1154年），翰林学士，成年后发愤钻研医学，活人甚众。许叔微所著《普济本事方》采方简要、理论清晰，有很高的实用价值。

明代医家汪机（1463~1539年），少时勤攻经史，后因母长期患病，其父多方医治无效，遂抛弃科举功名之心，随父学医。他努力钻研诸家医学经典，取各家之长，融会贯通，其《伤寒选录》《运气易览》《续素问钞》《针灸问对》《脉决刊误集》《推求师意》《外科理例》《痘治理辩》《本草会编》《医读》《内经补注》等影响深远。明代医家薛己（1487~1559年），幼承家训，精研医术，兼通内、外、妇、儿各科，名著一时，曾为太医院医士。薛己治学极为刻苦，论著很多，除自著的《外科枢要》《内科摘要》《女科撮要》《疠疡机要》《正体类要》《口齿类要》之外，还有校订书数十种。明代名医杨继洲（1522~1620年），幼业举，因厄于有司，由儒入医。杨继洲于嘉靖三十四年(1555年)被选任侍医，隆庆三年(1568)进太医院圣济殿，直至万历，三朝任医官达46年，医迹遍及闽、苏、冀、鲁、豫、晋等地。在家传《卫生针灸玄机秘要》的基础上，杨继洲博采众书，参以已验，编成《针灸大成》。明代著名药物学家李时珍（1518~1593年），原系楚王府奉祠正、皇家太医院判，去世后明朝廷敕封为“文林郎”。此外，张介宾、傅青主、王肯堂、吴昆、缪希雍等都是由儒入医、著作等身的一代名医。

清代汪昂的《汤头歌诀》《医方集解》，陈念祖的《医学三字经》《时方歌括》等，均由亦儒亦医者著述。还有程钟龄、黄元御、吴鞠通、王孟英、唐容川、恽铁樵、丁甘仁、萧龙友、汪逢春等，尤其是近现代儒医的杰出代表如岳美中、秦伯未、程门雪、裘沛然、张灿玾等，他们的亦儒亦医成就为人所共仰。

儒医发展的主线构架起整个中医学发展的经脉。儒医文化让中医学具有穿越数千年的魅力。唯有对儒医文化不懈追求才使中国人始终葆有中医学根基，进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为中华民族繁衍贡献力量。儒医文化不仅构成了中医学史上蔚为壮观的儒医群芳谱，还形成了中医学的学术渊薮、学术家园和学说体系的主干。

儒医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

当代儒学的振兴与建构大致有5个发展时期，即原始儒学、原典儒学、汉唐经学、四朝理学、当代儒学。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能做到“钓而不纲，弋不射宿”，早已认识到“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”。儒医在这5个时期中也颇受影响。中医学具有开放胸襟及强劲生命力，在发展中呈现出经世致用和与时俱进的显著特点。因胸襟开阔，善于吸收诸多异质文化之优长，为我所有，为我所用，并且能够与各个时代相融相合，为各个时代服务，才有了今天的历久弥新与绵延不绝。

硏究儒医思想在任何时代都回避不了对儒医原始经典的诠释，弄清了 “原”，才能够对历史长河中不同诠释者的著作进行厘定、鉴别，进而分清哪些是诠释者个人独有的，哪些是时代共性的。对儒医经典的深入研究以及多视角、多层面的探讨，再加上细致的梳理，能够把握儒医思想的基点、经脉及核心。这个核心，以及围绕着核心的种种文化形态历代都在演变，演变过程中又出现很多新的学说和流派。

“知行合一”是儒学品格中的一个要点，在儒医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。“知行合一”精神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科学务实的思维方法和精神动力，有助于在新形势下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。

人类的历史总是螺旋式上升、波浪式前进的过程，常常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要回归过去。“回归”是反思、回味，是再从先人那里吸吮民族的营养。现在儒学和儒医研究的回归是历史的必然，虽然现在还是点滴星火，但必然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。